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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良博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兴衰,子孙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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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良,河南周口人。信仰:我的上帝是伟大与真理。使命:肩负祖国的未来,托起民族的希望,承载人民的期待。人口、制度、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三大支柱,人口是生命载体,制度是根本规则,文化是思行内核。人口(数量、质量、结构)是其力量的源泉、兴盛的根基,制度与文化培育并释放其力量之源,三者共同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命运。寻求真理,振兴中华,造福同胞,愿与君共勉。欢迎加微信cnlonglzl,随时阅读新文章。电子邮箱:cnlonglz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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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中国青年最应当关注的两大千年级民族问题  

2013-05-03 21:39:05|  分类: 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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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中国青年最应当关注的两大千年级民族问题

——纪念五四青年爱国运动,重新思考新一代中国青年最应当关注的民族重大问题

 

刘忠良

 

新一代中国青年最应当关注的两大千年级民族问题 - 刘忠良 - 刘忠良博客

 

新一代中国青年最应当关注的两大千年级民族问题 - 刘忠良 - 刘忠良博客
  

清末民初,中国迫切需要改变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和及其愚昧文化的遗留影响,以改变当时中国的落后面貌和民族国家危机。所以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中国青年高举“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到了今天,“赛先生”已经基本驻扎中国,“德先生”仍姗姗来迟。

同时,经过百余年的近现代化发展,尤其是近30多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改变,对中华民族形成了新的重大冲击——超低生育率——将导致中华民族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弱小濒危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千年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如果说消灭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遗留制度文化影响并建设民主法治的中国,是中国过去的“旧千年问题”,那将导致中华民族大衰落的超低生育率将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新千年危机”。所以今天关心民族国家未来的中国有志青年,当关心中国这两大“千年级”问题。

笔者在《人口、制度、文化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三大支柱》中指出,最能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长期命运的,是人口、制度和文化。经济实力是人口和知识技术的组合,知识技术全世界通用,军事实力取决于经济科技实力,教育取决于制度和文化,领土及其领土上的资源在经济贸易全球化之下已经失去实际利用的边界,因此这些都不是决定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核心因素。

人口、制度、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三大支柱,人口是其生命载体、实力和竞争力的载体,制度是其活动的根本规则,文化是决定其思想行为的内核。人口是其力量的源泉,制度与文化培育并释放着这个力量之源,三者共同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命运。

欧美在文艺复兴后而后来居上,是技术催促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共同变革,然后制度和文化再配合科技各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英国利用工业各命所创造的实力,在资本开拓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下,向各个大陆进军,尤其是不断增加的人口流向新大陆,创造了“日不落帝国”和后来的北美、大洋洲等英裔国家,其中英裔美国在后来替代英国主导世界,保持了英语的世界地位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世界统治地位。

沙俄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人口增长和领土扩张之下,人口和生产力的提升创造了另一超级大国——苏联。原本欧洲第一人口大国法国,受到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影响,人口增长相对其他欧洲国家缓慢,失去欧洲第一大国地位,原本远强于英国的法兰西民族并未创造出强大的法裔国家,法语也为此失去辉煌。

日本和中国一样被欧美列强打开国门,但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通过国家制度变革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迅速成为东方强国和亚洲发达国家。但由于过去几十年的低生育率和目前的超低生育率,日本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家在世界上的长期衰落大势已经无法避免。沙俄通过资本主义改革和领土人口扩张而成为欧洲强国,但由于后来苏俄制度原因和低生育率,现在俄罗斯已经难现苏俄的辉煌。不改变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缩,俄罗斯民族的未来命运是继续衰落。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则是社会的生命载体,一切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一切的实力归根结底都依赖于人口的实力。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民族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没有持续的实力与竞争力。展望未来逐渐变平的世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制度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结果,未来“大国的兴衰”将更多是“人口的兴衰”(更多见笔者新著《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或中国大陆另外两本反思计划生育著作)。

世界各国的人口历史表明,生育率随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降低,乃至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由于抚养孩子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且受教育年限越来越长,孩子抚养的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抚养成本上升的速度快于收入增长的速度,抚养压力升高,生育率下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快速升高(为生孩子、养孩子所放弃的最高收益就是其机会成本)。但养孩子的收益,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之下越来越社会化,比如孩子是企业的消费者、未来企业和社会的劳动者、未来国家的纳税人和未来财富的需求维系者,孩子被全社会作为公共产品而使用。

在当今经济社会制度之下,养孩子的收益愈来趋向是公共产品,但养孩子的成本是个人的且不断上升,于是就产生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或者说“搭便车”问题,生育率不可避免的降低了。而且一些社会制度还鼓励“搭便车”,比如社会养老,生孩子或多生孩子父母创造了养老资源,无偿的被社会使用,且生孩子或多生孩子的父母因为生孩子影响了工作和储蓄投资,反而获得的社会养老资金更少,这是鼓励不生孩子!在政治上,鼓励生育的成本属于当期政府的,但鼓励生育的收益在二十多年后才能实现,因此鼓励生育也存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或者说“搭便车”问题。人类注定要陷入低生育率的困局!

在现代经济社会和思潮的冲击之下,许多文明的传统文化被冲垮,特别是其生育文化在现代经济社会思潮之下受到严冲击。在这次经济社会思潮巨变的冲击中,伊斯兰文化的生命力最为强劲,穆斯林是现在同等经济社会条件之下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和人群。在欧洲,高生育率的穆斯林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在快速上升。预计不久的未来,伊斯兰文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当今最大基督文明将降为第二。相反,曾经是欧美白种人眼中“黄祸”的中华文明,如果不能扭转超低生育率,未来将迅速沦落。三大文明的命运,正在进入新一轮的大转变之中。

中华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是“养儿防老”等,受到社会化养老模式的巨大冲击;精神支柱是“传香火”等,受到无神论等的巨大冲击;保护基础“万恶淫为首”和其他稳固家庭的文化因素,但如今中国离婚率快速上升。生育文化受伤害最深的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圈在同等条件下生育率世界最低,在每个地方华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中华民族遇到了新千年危机——超低生育率——不能扭转超低生育率,中华民族将陷入持续的大衰落(详见笔者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一文)。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又跌至1.18。按照目前人口普查所显示的1.2左右的总和生育率计算,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减少45%3代减少84%5代减少95%10代之后仅为目前的0.25%。如果是1.3的总和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40%3代减少79%5代减少93%!如果是1.5的总和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30%3代减少66%5代减少84%10代之以也仅为目前的2.8%

中国超低生育率已经持续十几年了,预计2025中国就会进入重老龄化社会。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25年中国2529岁最具消费活力和创新活力的年轻人口将比2015年减少41%,房地产、汽车、家电等各产业将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和竞争力下降危机。此时,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大幅衰减。从2030年左右或之前几年,未富先老的中国或将比日本进入更严重的也无休止的“失去的十年”——超低生育率、超重老龄化、高社会压力、低经济活力,形成低生育率重老化的恶性循环,经济社会低迷不振,民族国家在衰落的漩涡中难以自拔!

即便2014年鼓励生育,2015年生出第一批鼓励生育下的孩子,按22岁大学毕业计算,到2037年才能去对冲超重老龄化下的经济社会危机和民族国家的衰落趋势!而那时,中国早已在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折磨下难以自拔了!现在力挽狂澜,人口政策180度大转弯,就是在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否则,或许上帝再也不给中华民族机会了!就像那些曾经辉煌而又销声匿迹或退出人类文明主流的民族一样,如不采取有效行动,兴盛延续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也将难逃大衰落的命运!

有人认为多生孩子、提高生育率很简单,实际上这是对人口问题太不了解了。让人少生还比较容易,但让人多生就非常困难了。比如日本,鼓励生育仅使生育率提高0.1个多一点,不到1.4;俄罗斯重奖生孩子,生育率仅提高0.2个多一点,仅为1.4左右;韩国、新加坡鼓励生育基本没有见到什么效果,生育率仅为1.2左右;加拿大、澳大利亚多生孩子的补贴就可以不用工作了,但生育率仅为1.5左右。这说明,解决低生育率危机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把超低生育率提到世代更替水平更是难上加难。如果中国现在不尽快进行人口政策180度大转弯,尽快转变错误的人口思想并着手建立鼓励生育体系,否则很可能中国会在未来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自拔,从此国运和民族命运一泻千里!

低生育率对经济社会来说犹如是“温水煮青蛙”,超低生育率对民族国家来说就是在无声中快速肌体萎缩乃至消亡!不能引起重大关注和紧迫感的危险是最大的危险,超低生育率就是中华民族在和平时期和新的千年所遇到的最大危险——中华民族在没有重大紧急危机感的情况下潜在的快速衰落!但由于几十年来全方位的计划生育单方宣传教育却使许多中国人认识不到这个危险,甚至拿低生育率当好事,没有把危险当蜂蜜更危险的了!

按照目前的超低生育率及其趋势,中华民族大衰落已经不可避免。走出中华民族新千年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制度和文化的再造(包括恢复民族优秀文化),创造出新的可以保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和文化保障,否则中华民族将坠入五千年来新危机——超低生育率危机的深渊,迅速沦落为一个弱小的民族。所以,未来十年的变化,不仅可能影响中华民族未来100年命运,还很可能影响未来300年或未来永远的命运。

民住是世界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但西方民住近二三百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表现表明,民住是最不差的制度,但并不是任何民住形式都是可以保障民族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尤其是笔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论证现在无论是西方制度还是东方制度都无法克服“人口再生产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或者说“搭便车”的困局或者说“集体行动的困境”。

在未来十年的中国制度变化和民住进程之中,我们必须重新设计人类新的民住制度,以确保中华民族可以应对这个新千年危机——超低生育率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十年的制度变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时期,它决定中华民族未来能否走出新千年危机或付出多大代价之后才能走出新千年危机。

近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最极端的制度(经历过现在国家最没有民住法治的年代),人类最极端的传统文化破坏(比如“文化大各命”时期),人类最极端的对自己生育的压制和破坏(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中华民族经历了自己最为深重的自我灾难。或许是物极必反,或许是不幸的民族需要英雄来补救,在经历过这些人类极端灾难之后,如果有最热爱这个民族的聪明的优秀分子能够从极端之中充分反思,从而创造出更为先进的思想,进而再创造更优秀的制度和更优秀可持续发展的民族文化,将是中华民族之幸,也是世界之幸。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得以拯救,人类也得到了一个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文化的典范。

民族的灾难需要英雄来补偿,但为民族灾难而出来的英雄能否拯救民族或挽救民族,那是另一回事,比如印第安人的惨败并没有得到多少补偿,历史上许多强势民族或灿烂文明不是一蹶不振就是找不到影子。不存在上帝的公平,许多时候就是这个民族是否走运,是否出来能真正扭转民族命运的英雄,或能真正扭转民族命运的英雄或思想走上前台而扭转民族命运。否则,民族的灾难就是该这个民族倒霉,没有那个上帝去补偿她,也别指望上帝的公平,更别指望“天佑中华”,要扭转中华民族命运只能靠炎黄子孙自己的努力。

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就是取决于人口、制度、文化三大反思的深度和贯彻的程度。但笔者目前所发现的能系统反思系统拯救中华民族未来者和最前沿者,数量太少,且远离高层,这对正处于大转折的中华民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比如刘忠良一直思考民族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可持续繁荣,深刻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大问题,但远离高堂,又没有权威的或有话语权的身份,因此有心而无力)!

由于中国未来十年的变化,很可能决定未来中国很长时间的制度设计,由此影响鼓励生育和重塑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推进。而现在世界的主流制度设计和社会文化思潮,又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并不是所有的拿来就是适合中华民族的。比如中华文化有养儿防老传统,但西方没有,所以他们很自然的社会化养老,后来国家也很自然的跟随社会化养老。但社会化养老给以养儿防老为重要基础的中华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未来如果要挽救中华民族,肯定一些制度不同于主流世界或西方发达世界,这时我们的国家制度必须能保证可以让中国设计并推行新的政策,如新式养儿防老方式,或者说将人口再生产收益内部化。而现在主流的民住制度,在未来重老龄化之下,中老年选民比重远高于年轻人,尤其是在老人投票热情远比年轻人高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中老人用选票绑架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困境,从而造成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无法实施,最终无法获得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民住势在必行,但未来十年的民住设计和民住进程,必须充分考虑民族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民住进程必须朝着使人口、制度、文化三大民族国家的支柱可以长期的有活力的可持续发展。而现在,最高领导人和下一届最高领导,并不知晓中华民族现在的最大危机和如何制度设计能使人口、制度、文化三大支柱可持续的有活力的发展,包括领导人在内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晓如何真正全面系统的振兴中华民族,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改变这种危险的最快方式之一是JIN平为女儿MING泽选择一个高瞻远瞩的年轻好女婿,比如刘忠良)!目前中国,最迫切的是放开思想舆论,让全国最有智慧的人可以畅谈并传播最为先进的思想,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最为科学全面先进的思想指导,而不是摸石头过河或糊里糊涂的走下去!否则中华民族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

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列强瓜分中国之际,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并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体的“三民住义”。笔者认为,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问题仍危机重重。与此对应,中国未来面临三大核心危机:

一、以低生育率、老龄化及其恶性循环所组成的民族人口危机,同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转基因泛滥也危害了民族可持续发展。超低生育率及其恶性循环是中华民族在当今和平年代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因为这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兴衰繁荣。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再生产,而人口再生产又是物质再生产持续发展的基础,低生育率及其恶性循环必然导致中国两大再生产双双失败,超低生育率和未来的恶性循环是中华民族新千年大危机。

二、民住发展不足,导致政治经济社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和危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上严重失衡,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经济改革一条腿走路必然无法健康走远,如此下去中国迟早要陷入死胡同。现在中国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比如经济不健康、贫富差距、住房难、物价高、寻租严重(腐败)、政府受监督不足、官员不尊重老百姓、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有毒食品等问题,和中国民住发展不足密切相关。偏激一点说,没有民住制度就没有人民利益,因为只有人民才能最关心自己的利益,其他任何组织都不会。

三、民生压力大,社会问题严重。特别是持续的贫富差距将造成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失衡,破坏社会经济生态(甚至撕裂社会),民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都因此严重受困。权力的巨大差距(不民住)和财富的巨大差距(贫富差距)是当今中国向“钱权”看齐、功利主义、短期化、浮躁焦虑和道德败坏的重大根源。

在“民族、民住、民生”三大危机中,“民生”是各国都有的非决定民族国家兴衰的问题,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良好的民住制度才是中国的最核心问题。笔者认为,民住发展不足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尚待继续解决的旧千年问题,低生育率危机将是未来中国必须面对的新千年危机,谁能解决这两大问题谁就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拯救者!这是历史留给习李成为中国21世纪最伟大领导人的千载难逢大机遇!

制度改革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建立民住宪证,中国人民才真正完全的起来并有尊严的生活着(还有其他因素)。实际上,砖制几乎是中华民族的万恶总根源,中国民族的所谓劣根性和民族文化糟粕,很多都是两千多年封建砖制制度压迫出来的,而民住发展不足是当今中国一系列问题的制度总根源。

未来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将是未来中国民族、国家、民生的最大最持久最具影响力的灾难和危机。若不能解决低生育率危机,中华民族将在未来20年左右开始步入衰落的轨迹,依次人口、经济、民生等陷入衰落之中,中华民族迅速衰老弱化成一个又老又小的弱小民族,曾经地球上几千年来最大的民族几乎等于被地球开除了“球籍”!摘自《习大大和彭妈妈的女儿“明泽”应该嫁给谁?》,更多请搜索这篇文章并详细阅读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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